读半藤一利所著《日本最漫長的一天》毕。此书讲述了日本的投降之日，情节之跌宕不亚于小说——或许正因为如此，曾两度被搬上银幕。如今距二战结束已逾八十年，参加过二战的日本人大约已全数入土。读此书及其他有关人祸的历史时，一个常常浮出的问题就是：一个国家的后人究竟该为先人的罪行付多少责任？我的看法是：法理上的责任自然由终战协议或法庭诉讼来裁定，其余则属道德层面。至于一个国家的后人该为先人的罪行承受多少道德谴责，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培育后人的方式。如果那方式注重思想自由，那么后人跟先人就并无捆绑关系，在道德上也就没理由挂钩；反之，如果那方式是跟导致先人罪行大同小异的洗脑，则很大比例的后人将会是先人之翻版，道德上也就可以挂钩。今天的日本人跟参加二战的日本人的关系是前者，今天批量产出的中国小粉红跟文革红卫兵的关系属后者。